第十八届中国北方国际自行车电动车展览会
时间:2018年03月23日-25日
地点:天津梅江会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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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庆坨自行车产业巡礼


 

改变 与 振 兴——王庆坨自行车产业巡礼

 

 

题解:“王庆坨改变之日,就是天津自行车产业振兴之时”,是天津市自行车电动车行业协会理事长龚孝燕在200312月的“王庆坨自行车产业研讨会”说过的一句话。时至今日,流逝的时光近十年,龚孝燕仍然说这句话。这是她四十多年自行车人生经历、经验、良知和追求的流露,也是王庆坨跻身天津自行车产业成长、发展、壮大过程中呈现出的逻辑关系。“王庆坨改变之日,就是天津自行车产业振兴之时”一句话二十个字不算长,但作为文章的标题则显得有些长,不熟知天津市自行车行业的人又难明白,所以只选其中关键词“改变”与“振兴”作为本文的标题。那么“改变”了什么?“振兴”又是怎么回事,就成了天津市自行车电动车行业协会要回答的问题。

 

改变之一:王庆坨镇

王庆坨镇仅是天津市一百多个镇中的一员,隶属武清区,位于天津市区的西北部,距天津市区20公里,距北京110公里,地理区位和交通优势明显。王庆坨镇人口原来大部分为农民,农业生态条件较差,土地干旱贫瘠,农民靠种田难于脱贫。1983年,实行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以后,大批劳力从土地上解脱出来,个体童装制造业迅速遍布全镇,到1988年形成高潮。从事童装制作、批发的个体户200余家,从业人员3000余人,童装行销东北、西南、西北和华中部分省市。1989年由于市场的变化和受税收宽松程度的影响,童装制作业迅速衰落,大部分个体户停业或转产。1994年初,几名曾在供销社组装过自行车的工人,在自家庭院相继办起了四家作坊式的小组装厂,利用从天津趸来的自行车零部件,组装生产和销售自行车。由于投入较少、工艺简单、价格低廉,很快就打开了市场,并获得可观的利润。在典型示范效应的影响下,全镇迅速掀起了组装自行车的致富热潮,王庆坨镇的自行车产业由此发达。据王庆坨镇的统计:至2011年,全镇自行车企业已达525家,从业人员3万多人,占全镇劳动力总数的60%以上,全年自行车产销量达到1200万辆,电动车120万辆,实现生产总值34.8亿元,占全镇工业总产值的70%多。无论在天津市,还是全国的自行车电动车总产销量中,王庆坨镇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市场的敏感,让王庆坨人抓住历史的机遇,使王庆坨镇的经济结构形成了从毫无工业基础到以自行车产业为主导的巨大改变。王庆坨镇居民基本摆脱了农业劳动,成为全国小城镇建设试点乡镇。自行车产业使王庆坨镇突飞猛进地进入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时代。

 

改变之二:“王庆坨现象”

王庆坨自行车产业聚群产生和发展与广东、江苏、浙江、上海的情况差别很大。自1989年开始,台湾等外资自行车产业在粤、江、浙、沪等地布局,对四省市的自行车产业聚集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天津王庆坨自行车产业聚集发展,则是伴随着天津自行车国企衰落,土生土长的草根经济,而且在起步阶段出现了“王庆坨现象”。“王庆坨现象”是所谓“天津现象”中的一环。“天津现象”最初仅是天津之外的业内人士、新闻界和经济理论界的一种说法。上世纪90年代初,天津自行车国企衰退、民企崛起,兴与衰、治与乱同时并存的局面为“天津现象”。“王庆坨现象”则是自行车生产成为王庆坨镇家家参与、遍地开花的产业,同时以令人难以置信的低价位倾销,一时间,严重冲击和扰乱了国内自行车市场,受到业界广泛指责,“王庆坨现象”成了假冒伪劣的代名词。“王庆坨现象”与温州皮鞋产业的最初发展历程相类似,尽管时间很短,但影响很大,以较强的价格竞争优势,王庆坨稳稳地坐上了国内低档自行车市场的头把交椅,在国内自行车市场形成了相当的知名度。王庆坨人很快度过了最初创业的艰难时期,与假冒伪劣产品渐行渐远,使“王庆坨现象”成为王庆坨人和业内人士记忆中的一个名词。改变“王庆坨现象”,并摆脱它的影响,成为王庆坨自行车产业发展跨过的第一个台阶。

 

改变之三:王庆坨的自行车产业

 

王庆坨的自行车产业自1994年起步至今已近20年了,从最初的单纯买件组装,很快出现生产自行车零部件的小企业,并形成零部件生产体系、自行车产业链。到2003年,全镇自行车企业已达268家,其中整车厂108家,零配件生产厂160家,从业人员2万余人,行业资产达2.5亿元以上,自行车产销量突破700万辆,占全国总产量的十分之一,约占天津市总产量的三分之一。自行车出口美国、欧洲、非洲和东南亚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从1997年至二十一世纪初,先后建设了自行车产业的南开发区、东开发区和以自行车产业为主的工业园区,总面积约4平方公里,形成了王庆坨自行车产业的工业布局。产品也从最初的自行车增加到休闲、运动、健身自行车、儿童车、残障车、电动车等不同款式、不同花色、不同用途、不同品牌的多系列产品。在品牌建设中,王庆坨自行车产业也走过了最初起步的无牌、贴牌再到自主品牌初显的路程,如今,处在贴牌和自主品牌同时并举的阶段,而且自主品牌已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如全福鞍座,已成为著名的鞍座品牌,在王庆坨有多条自动控制生产线,年产各类电动车鞍座达1500万只。三合顺工贸有限公司生产的童车,历经传统型、运动型,如今已发展到智力型,其自主品牌“童悦”儿童自行车,成长为中国童车市场主流商品,十年来,销量、品牌双双名列前茅。踏浪电动车的品牌建设,则从企业生产过程的质量控制,与天津大学等科研单位合作、技术专利、企业的文化建设、销售环节的布局和售后服务等多方面入手,终于闯出了品牌建设的路子,使“踏浪”牌电动车成为中国驰名商标。如今的王庆坨自行车电动车产业不仅有土生土长的本地企业,还有很多外来的公司,如江苏生产电动车的世纪鸟、本铃和上海的新大洲等。无论是生产、技术、文化、销售,王庆坨自行车电动车产业都是联结国内外方方面面的充满活力的开放体系。

 

改变之四:组织机构的设置与职能

1994年是王庆坨自行车产业的起步之年。据《王庆坨镇志》记载,1995818,镇就组建了自行车管理服务中心。乡、镇一级的政府机构是我国行政体系最基层的一级组织。王庆坨镇政府至今经过多轮机构改革,仍然保留自行车管理服务中心这一机构,这在我国行政体系中是非常罕见的情况。这种现象,可以从王庆坨自行车产业在王庆坨经济结构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及在王庆坨镇财政收入所占重要份额中得到合理的解释。另外,从王庆坨镇政府自行车管理服务中心的职能和在王庆坨设厂、建公司的自行车企业的感受中得到合理的回应。在王庆坨,从政、企两方面都需要设立这种政府的机构,至少在现阶段有其现实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王庆坨镇政府自行车管理服务中心要综合协助政府的海关、质量检测部门及其它各个涉企的行政部门做工作,尽最大努力为企业服务,减少企业在与政府打交道过程中的时间和成本。因为企业在何处设厂是可以用脚说话的,此处不留人,企业就走人。王庆坨自行车产业越做越大,就是对王庆坨镇自行车管理服务中心工作职能的最好评价。

1995年建立的天津市自行车行业协会,是1992年天津市自行车民企崛起,自行车市场主体多元化的直接后果。其中草根经济特征鲜明的王庆坨自行车产业的诞生和发展,也是促成天津市自行车行业协会成立的原因之一。2010年王庆坨自行车商会建立,她与天津市自行车行业协会同属经济性社会民间组织,在为政府、为企业服务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职能。王庆坨镇自行车管理服务中心和王庆坨自行车商会,都是王庆坨自行车产业发展的产物,也是为其服务的不同性质的机构。在王庆坨自行车商会所在楼房的外墙上,一条“有困难找商会”的标语赫然入目。

 

改变之五:理论与观念

经济理论界对江浙民企的聚集式发展一向比较关注,成为进行经济理论研究的对象。王庆坨自行车产业的崛起与发展有这样几个特点,从时间上看比较早、从速度上看比较快、从规模上看比较大、从影响和在自行车行业的地位看比较重,而且这种实例在我国北方相对比较少。所以王庆坨自行车产业迅速引起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学术单位和学者的关注,他们惊呼在北方也发现了民营企业聚集发展的现象,并成为研究的案例。这些学术单位和学者多角度研究了王庆坨自行车产业快速发展的原因及其发展战略,并提出了提升王庆坨自行车产业集群的战略思考。这些研究成果的发表,或获奖、或参加2003年底的“王庆坨自行车产业研讨会”,影响和提升了天津自行车业界的认识。原上海自行车公司副总经理苏文杰,借参观2003年天津第三届北方展之机,用两天时间看了包括王庆坨在内的十多个企业。同年12月,他在“走马看花话天津”为题的文章中说,天津自行车行业在改革的大潮中,走过了一条由盛到衰,再从衰到盛的不平凡的道路。并特别指出,天津自行车产业的发展过程,从“天津现象”上升为“天津模式”。这是“天津模式”概念的首次亮相。所谓从“天津现象”到“天津模式”,是天津市自行车行业由盛到衰,再由衰到兴;以民企为主聚集式跃升的历史进程。标志着天津自行车产业的一次腾飞。产业的发展必然带来观念的改变。随着天津自行车、电动车和自行车出口在全国地位的上升,在十一五规划期间,天津自行车人适时提出了“天津形象”和天津市自行车产业实现二次腾飞的概念,使天津自行车行业在改革开放中的发展历程、目标追求及产业的转型升级、科学发展有了比较完整系统的表达,那就是从“天津现象”到“天津模式”再发展到“天津形象”和实现天津自行车产业的二次腾飞。是天津自行车产业,包括王庆坨的自行车产业在内的发展、变化,才促成了这些理论和观念的形成和成熟。

 

改变之六:不断地发展改变积累振兴的能量

自从王庆坨自行车产业诞生之日起,就不断地发生着改变,不断地改变积累着天津自行车产业振兴的能量,王庆坨自行车产业的改变似乎成了天津自行车产业振兴的寒暑表。近来,王庆坨自行车业界流传着精明老板被骗的故事。春节后,老板给回家过年的熟练工人打电话,请他回来,工人告诉老板没有钱买车票,老板答应给他邮钱,还可买卧铺。工人说能多带56个人回来。老板把车费一并寄了去。结果人和钱都没回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是王庆坨的自行车产业也出现了招工难,二是王庆坨自行车产业已告别了低成本发展的阶段,用工成本大幅度上升。这些信号都说明自行车产业仅靠规模、数量扩张发展的阶段结束了。王庆坨和天津自行车产业一样都面临着转变发展方式、促进产业升级、实现科学发展的历史重大课题。如果王庆坨自行车产业能整体实现转型发展、创新发展、科学发展,那一定是天津自行车产业实现二次腾飞,实现可持续发展,实现再次振兴的大喜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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